1、庞炳勋第3军团

截至2019-04-21，庞部已伤亡殆尽，庞炳勋致蒋介石密电称“总计战斗兵，现不满千人”。结合徐祖贻致李宗仁电“庞军兵力损失过巨…已失战斗力”，即便考虑到庞有保存力量夸大伤亡的因素，按庞部战斗兵万人计，亦可约略看出庞部伤亡当在8000人以上。

2、张自忠第59军

刘景岳和于麟章在回忆文中称，该军在最初三天（3月14、15、16日）的激战中，大量毙伤日军，但自身“伤亡也不下六、七千之多”。顾相贞证实此说，至17日晨，该军统计伤亡人数，“第三十八师自投入临沂战役以来，伤亡近四千人，第一八0师也伤亡了二千余人”。《山东省志.军事志》采信此说，称“至17日，（第59军）伤亡7000余人”。郭汝瑰《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一书亦采信此说，称“至17日上午，第59军已伤亡6000余人”。迨至21日临沂战役第一阶段结束，于麟章称“伤毙敌军约六千人…我军伤亡人数也在八千人”，顾相贞称第59军“伤亡官兵近九千人”。第59军战斗详报则证实了此数据，24日，再次增援临沂的第59军在城西北一带集结时，全军可战之兵仅有1.3万人，而该军一战临沂前却有战斗兵员2.1万人，减员8000。

通过下属单位的伤亡也大略看出第59军伤亡之惨重。原第38师第113旅旅长李致远在回忆文中称，仅在15-18日的刘家湖战斗中，“第二二八团原有两千余人，损失半数以上；第二二四团也伤亡近半数。”从3月14日至19日，59军成建制战死者计有第26旅第678团（团长崔振伦，在进攻朱陈镇战斗中，该团另有一营人牺牲过半）第2营，第113旅第226团第6、10连，114旅227团第12连。时任第59军军部参谋处作战科少校参谋的王丕廉在回忆文中称：“经过三昼夜的激烈战斗，我方仅连长就伤亡一百余员，士兵伤亡五分之二”。

考虑到第59军伤亡过重，早在3月16日，徐祖诒即建议该军撤出战斗，转往郯城修整，被张自忠拒绝。

第2次临沂战役后，于麟章称第38师“减员万余人”，张自忠遂决定将该师合并编成一个旅，约千人，归军直接指挥。据180师39旅参谋长杨遇春回忆文称，该旅“只剩下200多人，其余3000余人皆伤亡。”杨作为旅参谋长，提供的本旅战斗伤亡人数数据应该是可信的。

关于第59军两次临沂战役的伤亡，张自忠本人在3月29日4时致李宗仁电也曾透露，“伤亡达万余人”。这个数据弹性很大，不少著述干脆直接引为1万人。不过，通过相关资料来推算，第59军的伤亡要远超过1万人。

3月25、26日张部第38师在解救庞炳勋部的三官庙、桃园之战中，伤亡2000余人；又张自忠29日4时致电李宗仁称，27、28两日以来伤亡两千余人。二者合计就是四五千人。另据刘景岳、于麟章回忆文章称：“先后两次临沂作战，我（59军）伤亡各级官佐八百余员，士兵万人以上。”如果参照张自忠19日14时致李宗仁电中所列官、兵伤亡比例：伤亡军官209人、士兵3273人，则第二次临沂战役结束时张部军官伤亡800余，士兵伤亡应在13000人左右。

这样，第59军在两次临沂战役中伤亡数约在1.3万-1.4万之间，加上在淮河阻击战中伤亡的2000人，整个台儿庄战役，第59军伤亡约在1.5万人以上。

3、孙震第22集团军

张宣武在回忆文中称：“第四十一军守城部队自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以下伤亡5000余人，在滕县以北界河、龙山一带作战的第四十五军，自一二七师师长陈离以下伤亡亦达四五千人。这次战役，共毙敌2000余人。”41军124师741团第2营营长熊顺义也称，从3月9日至18日，川军保卫滕县“牺牲、负伤万余人”，其中第45军“从一二七师师长陈离、一二五师七五0团团长姚超伦以下伤亡的营、连、排长等官兵四五千人。”

能证实上述数据的还有李宗仁3月21日致蒋介石密电，称第22集团军在滕县之役中“伤亡官兵不下万人”。

而第22集团军代总司令孙震在滕县战役战斗详报中却称“是役…我阵亡官兵3000余人，负伤官兵4000余人；四十一军占伤亡总数四分之三。”时任该部少将参谋处长胡临聪在回忆文中也称，滕县战役守卫滕县城与外围的第22集团军共伤亡8000余人（阵亡五千余人，负伤三千余人）。

但通读孙震战斗详报全文，战役起止日期为3月9-17日，且主要是叙述14-17日的滕县城战斗。胡临聪文章类似。孙、胡的数据显然未含3月9日之前第2集团军伤亡，而该集团军第45军早在1938年1月即已入驻滕县并与日军发生过数次战斗，如在2月中旬的郭山、两下店战斗中，第125师第750、745两团即伤亡约千人。

因此，第22集团军在整个徐州会战前期总伤亡在万人左右，还是较接近实际的。

4、汤恩伯第二十军团及临时配属部队伤亡

在3月16、17、18日最初三天的作战中，仅第85军2个师即“阵亡营长三员，伤二员，伤团长一员，伤亡连排长廿余员，士兵二千余人。”同期在沙沟阻击日军的关麟征部第2师第6旅伤亡不详，但李宗仁在19日致蒋介石密电中曾说：“我（第6旅）第十一团伤亡甚大”。

在3月31日台儿庄东北方战斗中，第85军与第52军夹击坂本支队，予敌重创，“五十二军与八十五军各伤亡1300余人”；4月3日，第20军团突破坂本支队所据之小王庄、刘庄等阵地，并与敌发生肉搏战，“第85军第4师两日来伤亡约千人”。

汤恩伯4月6日晨致电李宗仁：“（台儿庄）当面之敌经我关（麟征）、王（仲廉）、周（碞）各军彻夜猛攻，肉搏十余次，毙敌三千余人，俘获正在清查。我军伤亡亦大。”汤的电报内容虽未指出所部具体伤亡数字，但从当时中日两军战斗力及“我军伤亡亦大”一语来推测，汤部伤亡即便比敌方少，也应该不会差距很大。

汤部部分将领的回忆文章中有所部整个徐州会战期间的伤亡数据，而未提阶段战斗伤亡。第110师在徐州会战后到达河南唐河整编时，只剩下一个旅的兵力，“在这次会战（指整个徐州会战）中伤亡了五千余人。”自3月中旬开赴鲁南以来，经过一个多月连续不断的作战，第52军两个师都有很大伤亡，特别是郑洞国第2师，“有作战能力的官兵，已不足原来人数的一半。”其中，第2师在台儿庄战役期间的峄县北大窑附近战斗最为激烈，敌我双方一度展开白刃战，第2师多处阵地曾数度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是役敌我都有很大伤亡。师长郑洞国甚至在3月30日上午攻打峄县城东一带时，被敌炮弹击中，只因弹片为其衣袋内银元所挡，郑才幸免伤亡。

以上相加，汤恩伯第20军团及临时辖属各部总伤亡在万人左右，应该不会夸大。

5、孙连仲第2集团军

早在4月5日晨，李宗仁即致电军令部：“廿七师现仅余战斗员约二千名，卅一师一千四百余名”，另，台儿庄守军6日伤亡亦“在二百名以上”。至日军从台儿庄退却时，第30师师长张金照称所部“全部兵力只剩下四千多人”。也就是说，台儿庄战役结束后，第2集团军所辖第27、30、31三个师所余战斗员仅七八千名左右，加上独立第44旅，最多也就在万人左右。该集团军损失应在1.4万人以上。

6、其他部队伤亡

池淮阻击战中，刘士毅第31军、于学忠第51军合计伤亡近6000人，孙桐萱第3集团军之谷良民第56军（1938年3月缩编为第22师，隶属孙桐萱第12军）参与的济宁战役，“自进攻到退却，历时约半个月，我军伤亡约2000余人，但亦予敌以重创。”

综合以上，在徐州会战期间，中国军队伤亡合计约6.5万余人。

1、池淮阻击战

自2019-04-21起至30日，在历时7昼夜的池河之战中，第31军歼敌近2000名，其中在池河真歼敌三四百人；在三河集、马家岗两处歼敌二三百人；在明光方面歼敌约千余人。

第31军自池河撤退后，于2月上旬配合第48军对刘府、考城、蚌埠之敌攻击，“经剧烈战斗之后，毙敌千余”。

2月2日至20日的淮河阻击战，于学忠率领的51军与企图渡河日军第13师团殊死鏖战，歼敌数千（一说3000，一说9000）。

日军伤亡约6000至1万人。

2、滕县战役

孙震在战斗详报中称“是役毙伤敌军官佐320余员，击毙士兵1500余名，击伤士兵5700余名。”]以川军武器装备而言要取得如此战果，是不可能的，且当时进攻滕县之敌亦不过数千人，若孙震的数据属实，无疑是全歼日军。孙的歼敌数据显系夸张。

部“毙敌约七八百人”，372旅旅长曾甦元称所部“毙敌寇约六七百人”，三者相加，与张宣武所说的“这次战役，共毙敌2000余人”相近，但应为毙伤而非击毙日军数据。

加上3月9日之前第45军歼敌数，则日军在整个滕县战役中伤亡不下2500人。

3、两次临沂战役

第一次，截止到3月19日，张自忠致电李宗仁称，临沂战场“敌（日军）伤亡达四千余名”。而一些著述如韩信夫《鏖兵台儿庄》则认可“此次临沂作战，歼敌3000余人”。

第二次，截止到3月31日，中国军队共歼敌2000余人，俘虏1人。

自3月14日至31日，前后两次临沂战役，日军伤亡应在5500人以上，加上之前庞炳勋部与沈鸿烈海军陆战队歼敌数，日军伤亡应不下6000人。

4、台儿庄战斗

中共《新华日报》2019-04-21、8日报道歼敌万余人；日方数据为伤亡11984人。史界如孔蕴浩先生则认同《新华日报》数据，认为台儿庄一战中方“取得歼敌万余人的战果”，而整个鲁南地区，“日军死亡的人数超过16000人”。

5、其他局部战斗

包括第20军团在临城、官桥、枣峄等地，第3集团军在汶上、济宁、兖州等地战斗，日军损失2000人左右。

综合以上所列，日军在徐州会战中伤亡在2.6万人以上。

中国参战部队前后有70个师约100万人，历时5个月。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首先在南线将日军阻止在淮河南岸，打破其与北线日军会合的企图；继而在北线将东路日军击败于临沂地区，又将西路日军之右翼阻止在嘉祥地区，粉碎日军在台儿庄 会师的计划。在台儿庄地区作战中，第五战区采取积极防御战法，以一部担任内线防御，另一部置于外线作战，攻防结合，灵活机动，获得大捷。随后，最高军事当局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调集大军在徐州附近，企图与日军决战，因而使会战在后期陷于被动。

尽管如此，这次会战钳制和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中国军队以伤亡6.5万余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2.6万余人，除予日军以巨大打击外，还迟滞了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此战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使中国人民相信自己有击败日本的能力。

自“七.七”事变以来，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全国各族人民期盼南京国民政府能够组织、领导中国人民起来抗战，将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的领土上驱逐出去，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南京国民政府也作了不懈努力。在“八.一三”事变爆发的第二天,首先发表了《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实行自卫,抵抗暴力”。紧接着，蒋介石下达总动员令,自任陆、海、空军总司令,一方面指挥军队抗击日军的疯狂进攻，一方面接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承认其合法地位,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抗日。这些举措，对中国军民抵抗日本侵略是一极大的促进和推动，全国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

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南京国民政府几乎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对日作战,先后进行了多次重大战役,打了许多硬仗。但由于战争指导的失误和军队战斗力上的差距，对日作战基本上都以惨重的代价和失败的结果而告终。当时，全国上下弥漫着失败的悲观情绪。

徐州会战，在李宗仁的直接指挥下，经全体官兵的浴血奋战，共歼灭日军2万余人，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而且对手是日本的王牌师团，开了正面战场胜利之先河，使日军遭到自新式陆军组建以来的第一次惨败。在此次战斗中，广大爱国官兵激于民族的义愤和强烈的爱国心,与日军顽强拼搏，涌现出众多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为国捐躯者，不仅有一般士卒和下层官兵，而且有高级将领。这些众多为国牺牲的将士，以自己的鲜血洗刷了旧日的民族耻辱，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极大地振奋了中国民族精神，对形成强大的、一致抗日的高潮和生气蓬勃的新气象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成功地扭转了国民党军屡战屡败的不利态势，遏止了失败主义思潮的蔓延，使中国人民从中看到了抗战的光明前途。

徐州会战，特别是台儿庄会战，使国民政府及统帅部进一步认识到日军并非不可战胜，虽然短期内尚不可能，但中国的抗战最终必将胜利，从而进一步坚定了持久抗战的信心和决心。这时，希特勒对中国施加压力，德国宣布对中国禁运军火，5月间又下令召回驻中国军事代表团，而英、美等国仍无实际上的援助，国民政府及统帅部感到依赖国际外力战胜日本的希望暂时难以实现，认识到要靠自己下坚定持久抗战的决心。2019-04-21，蒋介石发表声明，宣称当前战局的重点不在于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防御成功与否，今后的战争将在山岳地带进行等，并于同日下令在武汉的政府各机关、中央党部、各大学及由沪迁来的工厂等向重庆、昆明转移，最后完成以西南为大后方的战略部署，贯彻执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方针，表示“始终保持我军之战斗力，而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使我军达到持久抗战之目的”。

同时，徐州会战的胜利，也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以台儿庄大捷为代表的徐州会战的消息，苏、美、英、法、德、意等欧美主要国家都给予了充分报道和评论。据2019-04-21伦敦路透社电讯说：“英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注意。最初中国军获胜之消息传来，各方面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已证明日军溃败之讯确为事实。英人心理，渐渐转变，都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于中国。”德国也报道说：“徐州方面中国抵抗力之强，殊出人意外”，“最慎重之观察者亦不能不承认日本必遭失败。”这些社会舆论对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争取外国政府的支援，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誓死抵抗外来侵略的坚强决心和胜利战绩，赢得世界正义舆论的高度评价，也使德、意法西斯不敢小视。各国新闻媒介对台儿庄大捷的报道，不仅使各国人民增加了对中国抗战的了解和认识，也为后来中国赢得外援创造了条件。

徐州会战之前，中国军队所采取的基本上是单纯的阵地防御战，自己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加之武器装备等不如日军，所以屡战屡败。经过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中国统帅部接受了以往的教训，开始改用攻势防御新方针，即将阵地战的守势与运动战的攻势及游击战的袭扰密切结合。在预选的战场地区，以一部分兵力固守阵地，吸引和消耗敌人；以一部分兵力游击敌后，破坏交通，袭扰据点，牵制敌人；以主力兵团迂回敌军侧背，实施强有力的攻击，从而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于被动中争取主动。

李宗仁作为徐州会战的最高指挥官，以自己成功的战役战术行动，给当时最高统帅部业已制定的“持久消耗战略”作了完美的注解。早在抗战初期，李宗仁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庞大而落后的国家，如何进行有效的抵抗外族入侵问题，就从战略上作过深入的思考。他曾在其《焦土抗战论》中，分析了当时中国工业、交通的落后状况，指出：“从战略方面说，若日本侵略者实行堂堂正正的阵地战，则彼强我弱”，“故敌人利在速战速决”，“但吾人必须避我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民众，山川险阻等条件，作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则实行坚壁清野”，“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使“敌人疲于奔命，顾此失彼，陷于泥沼之中”。2019-04-21，李宗仁就任第5战区司令长官正值上海已失，南京危在旦夕。他从战略上判断：京沪战事一旦结束，津浦线必然是敌人攻击的目标。并根据对形势的分析，提出抗战的战略重点是“以空间换取时间”。南京失守后，面对日军三路大军以猛虎扑羊之势，向徐州的夹攻，李宗仁深知自己的部队难与敌军相火拼，他抓住敌军骄狂之弱点，运用自己数万之哀兵，与敌展开运动战，“敌进我退，敌退我打”。

徐州会战虽然未能全部歼灭敌军，但它却把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主动歼敌一部达到防御的目的,从战略上来讲是正确的。它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已由消积防御向积极防御的某些转变。正如陈诚所讲：“台儿庄之战胜即我游击战、运动战在战略上之功效也。”

徐州会战以中国军队的撤退而告终，但这一撤退是防守后的撤退，它使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全部落空，挫伤中国军民抗战意志的目标未能实现。而中国军队的防御作战和主动转移却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在战略上符合持久消耗战的作战原则，并为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宝贵时间。

中国军队坚守徐州地区达5个月之久，充分实现了以空间争取时间的目的，从而为中国军队在武汉的集结、布防赢得了时间。从这个意义上说，台儿庄大捷是中国军民打破日军“速战速决”战略企图，坚持持久抗战的一个有力砝码。

日本大本营因兵力不足及准备不够充分，在占领南京、太原后本来决定暂时停止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制订了所谓“战局不扩大”方针，并下达了计划，以争取时间建立总体战体制及扩大军事力量。但由于台儿庄的失败和侵华日军当局为挽回面子强烈要求扩大战局，并由于发现中国军队大量集结徐州等情况，被动地改变了既定战略方针，在兵力不足及准备并不充分的条件下决定提前进行徐州会战。当时日军尚未完成扩军计划，根本无法从国内增派军队，只好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侵华日军中调集部队。在华日军共约15个师团的兵力，调至徐州作战约10个师团，结果造成投入徐州会战的兵力不足以完成围歼徐州附近五六十万中国军队的任务，而留置后方的兵力更有捉襟见肘之忧，连守备同蒲、平汉、京沪、胶济、正太、津浦几条铁路干线上的要点都不够用。如第1军抽调了平汉路高邑、安阳地区的第16师团和新乡、焦作地区的第14师团去徐州作战，致使冀南、晋南守备空虚，不仅被迫放弃了长治地区，而且导致已经占领晋南黄河北岸的第20师团遭到中国第2战区部队昼夜攻击。这些中国部队大多是在日军进攻下已退至黄河以南、徐州会战开始后又乘虚渡河返回晋南的。日军第20师团被迫又放弃了蒲州（今永济西）、芮城、平陆等地，保持运城、河津、闻喜，并将主力退缩至曲沃、侯马、新绛地区固守。又由于第2战区部队破坏了铁路和以炮击控制了机场，日军第20师团的补给完全中断。当时日军无任何兵力可供调动增援，不得不以空投进行补给，但飞机不足，无法满足1个师团的需要，因此，徐州会战时期日军第20师团不得不以抢掠民间粮食以及野菜、树叶、青草充饥。事实上不仅第20师团陷于困境，而且华北被日军占领的所有地区都呈现不稳。日军因兵力缺少，只能被动地进行防御，完全没有实施大规模出击的能力，更谈不上占领新区。

检讨日军的这场大败仗，以日军战斗的观点而言，可以说是相当的轻敌，最初日军的进逼徐州外围战，根本是日军大本营所不同意的作战行为。日军大本营特别下达华北方面军南下的禁止线，是在徐州以北百公里之外，所以，徐州会战是一个被中国军队掌握战机所诱发的一个意外军事作战，这个会战彻底的改变了日本对华作战的战略构想。

日军不是因为徐州战略地位重要，要打通华北与华中战区，因而准备进攻徐州，而是因为华北方面军的不服军令约束，以轻敌的心态，孤军深入，结果在台儿庄遭到惨败，迫使日军大本营别无选择地动员所有的军力，仓促地发动徐州会战，但是日军仍然没有捉到中国军队主力。

因此，从徐州会战之后，日军在战略的主导能力上，开始完全的失控，速战速决的战略成为空想。日本逐步地陷入中国的战略空间陷阱之中，日军只有继续发动武汉会战以及华南攻略作战，将日军绝大部分的部队，都投入了中国的战场，这时日本既不能击败中国，又不能退出中国，迫使日本最后铤而走险，发动太平洋战争。

原来日本企图围歼徐州的中国军队，是一个相当有企图心的战略攻击计划，但是日军仍然犯了低估中国军作战能力的错误，在徐州宽广的地区，投入了25万的日军部队，仍然出现兵力不足的现象，对于当时的日军而言，这已是其动员部队的极限。同时日军过于自信的判断，认为中国军队只能利用陇海铁路西退，因此，日本将拦截的主力，全都放在截断这条铁路的交通线上，而大部分的中国军队却从日军的背后，向西南方撤走，使得日军在徐州企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的计划再次落空。于是日军又在匆促之中，决定全面深入中国，进行汉口攻略的作战计划。

抗战胜利后，为纪念殉难烈士，徐州机务段于1947年修建“津浦铁路抗战殉难员工纪念碑”。纪念碑亭位于徐州市云龙山主山第一节山北坡，占地面积500平方米。该亭由于文革是被破坏，难以展现英灵风貌，1995年8月，值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徐州铁路分局广大职工、家属、学生集资23万多元重修了该亭。该碑亭为重檐六角亭，高9.6米，平台下有8步台阶，象征8年抗战历程，平台周围以刻有铁路路徽的50个栏柱环绕，寓意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

2019-04-21为徐州沦陷日。为使全市人民以史为鉴，不忘国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鸣放防空袭警报要求，经市政府批准，徐州市人民防空办公室（市民防局）拟于每年5月19日上午9时起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分三个时段试鸣三种防空袭警报，顺序为：1、9时整试鸣防空袭预先警报，鸣36秒，停24秒，反复3遍，时间3分钟；2、9时10分试鸣防空袭紧急警报，鸣6秒，停6秒，反复15遍，时间3分钟；3、9时20分试鸣防空袭解除警报，音响为一声长音，时间3分钟。三种防空袭警报信号共需23分钟，广播电台、电视台利用各自媒体网络同步试鸣。